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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历史背景和文化专栏|晚清乡土志的编纂与地方自治—以《建昌县乡土志》为中心的考察_新闻中心_极速体育在线NBA直播吧|极速体育直播吧|极速nba免费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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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历史背景和文化专栏|晚清乡土志的编纂与地方自治—以《建昌县乡土志》为中心的考察

来源:极速体育在线NBA直播吧    发布时间:2024-12-14 13:16:05

  

江西历史文化专栏|晚清乡土志的编纂与地方自治—以《建昌县乡土志》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实行学制改革,发展乡土教育,要求各地编纂乡土志;同时推行地方自治,而分区是地方自治的基础。修志与分区本互不干涉,但是建昌县官绅将分区融入乡土志的编纂,于光绪年间修成《建昌县乡土志》,特设《建昌县舆地图》2卷,对建昌县进行分区。该志带有浓重的地方自治色彩,宣扬地方自治思想,谋划地方自治方略。《建昌县乡土志》的特点与其主修者和编纂者有很大关系,该志内容丰富,地图数量多,印刷精美,反映晚清编纂乡土志目的的多元化、清末新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基层官绅对所处时代的认知与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以及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的深层次地融合,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价值。

  1904年清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小学一、二年级历史、地理和格致3科实行乡土教育。次年,为辅助乡土教育,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各地仿照其体例编纂乡土志,“自奉文日始,限一年成书”,由此全国掀起一阵编纂乡土志的高潮,整个晚清时期达到400多种。学界对于晚清乡土志的研究起步于民国时期,迄今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包含存书目录的整理、编纂体例、内容、书写特点、史料价值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关于乡土志的功能,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培养国民的爱国情怀、文献保存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1906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实行地方自治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编纂乡土志与实行地方自治同属于清末实行新政的时代背景之下,天然具有一定的联系,不少乡土志中都提及预备立宪与新政。只是编纂乡土志的初衷是为开展乡土教育,故绝大部分都没有将地方自治作为主要内容。但是,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建昌县乡土志》却是一个例外,参编者邢希臧说奉学部修乡土志,复奉民政部画界分区,急时务也”,将修志与分区视为同等要务。该志强烈鼓吹实行地方自治,宣扬地方自治思想,谋划实施地方自治方略,对地方自治的前景抱有美好期待。《建昌县乡土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将推行地方自治融入志书编纂,反映晚清乡土志编纂目的的多元化,反映清末新政在中央与基层官绅之间的互动,反映基层官绅对所处时代的认知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反映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的相辅相成,颇具文献和学术价值。晚晴乡土志的这一政治功能尚未引起学人注意,本文以表现较为突出的《建昌县乡土志》为考察中心,分析晚清乡土志编纂与推行地方自治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现象。

  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载:《建昌县乡土志》,清谭鸿基修,吴士仁纂。鸿基,黔南人,特授建昌县正堂。士仁,建昌县人,高等小学教员,廪生。内容遵编书局制定的地理、历史、格致三大端为方针,分12卷:疆域、沿革、山川、古迹、建置皆地理类,职官、人物、政要、学制、宗教皆历史类,物产、实业皆格致类,另订《建昌县舆地图》2卷。有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建昌县乡土志》是在建昌县知县谭鸿基主持下,由吴士仁等乡绅编纂而成的,里面有大量关于分区自治的内容,可归纳为宣扬分区自治思想、为地方自治作准备和谋划地方自治方略3个方面。

  宣扬分区自治思想是为推行地方自治制造舆论,也是《建昌县乡土志》关于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可分为3个方面。

  一是分析分区自治的利弊。实行地方自治,首先要分区。分区会不会改变现状,会不可能影响个人利益,是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建昌县乡土志》编纂者很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作出回应,区以内山川、土田不忧其变更,人物、财产不忧其败坏,宗教、学业不忧其纷驰,乡贤、名宦不忧其难继,忠孝、节义、隐逸、遗行不忧其放失”。强调分区不会给现状带来改变,以安定人心,寻求支持。还列举了分区自治的好处,从地方层面而言:

  一区向善,众区感之;一区慕义,群区效之。降区而及村,降村而及户,降户而及个人,顽廉懦立,闻风并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互相劝勉焉。即值兵燹盗贼之起,灾祲水旱之端,此区为彼区恤患,彼区为此区保险,相友相助。孟子之言百姓亲睦者在此,今日之言结团体者亦在此。

  从国家层面而言,“积区成乡,积乡成邑,积邑成天下,使居是区者人人谋公益,尽义务,除积弊,挽颓风,则区治而乡治,乡治而邑治,邑治而天下治”。通过对分区自治利弊的分析,不仅解决了百姓的顾虑,而且让百姓认识到实行分区自治是利民利国的。

  二是说明分区自治的必要性。《建昌县乡土志》指出实行分区自治的必要性,参编者熊方泰言:“今日发达,学堂、警察皆注重分区,以收事权,画一地方自治之效,东乡水道纵横,铁轨、电杆所经,维持、保护非分区而理不为功。”施行学堂、警察等新政,要注重分区,以收事权”,方能收“地方自治之效”。具体到建昌县东乡的情况,维持和保护铁轨、警察”等新政,则“非分区而理不为功”,充分强调不分区,则无以达到自治的目的。

  《建昌县乡土志》进一步强调建昌县要发展,必须要分区,实行自治。“建昌开化最早,进化甚迟。咸同之间迭罹兵燹,文教衰,农业败,竞至退化。时乎时乎不再来,结我团体,重在分区,振我精神,责在自治。”

  总之,《建昌县乡土志》从民众、地方和国家层面强调分区与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这也是对清廷实行的响应。

  三是展望分区自治的美好前景。《建昌县乡土志》的编纂者不仅对分区抱有极大热情,而且对地方自治的前景抱有美好的期待,整部志书都弥漫着这种气息。参编者邢希臧言:

  论者谓天下大矣,乌用是区区者为哉?不知积区成乡,积乡成邑,积邑成天下,使居是区者人人谋公益,尽义务,除积弊,挽颓风,则区治而乡治,乡治而邑治,邑治而天下治,胥是道也。后之揽形胜者将按图而历数之曰:美哉!讴乎,天下自治之机,其发现乎?噫,可以兴矣!

  参编者杨公望亦言:“分区者自治形式也,有形式尤贵有精神。故振刷精神,讲求自治,吾不能不为东乡之社会前途祝,吾不能不为合邑社会前途祝。”《建昌县乡土志》描绘分区自治的美好愿景,一种原因是出于宣传新政的需要,是对朝政的迎合;另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正所谓“顷者朝议以时局趋新,地方士民急宜力筹自治”。在当时局势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实行地方自治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当然,他们对分区自治前景的展望明显带有夸大的成分,反映当时基层官绅对清末新政与地方自治较为浅薄的认知和过于乐观的期待。

  总之,《建昌县乡土志》对分区自治思想的宣扬,是对实行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思想动员,是想获得民众支持,以便于在地方推行新政。

  “分区者,自治形式也。”分区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基础。《建昌县乡土志》为地方自治作准备大多数表现在分区,认为“地方之区域不分,如囊日之散图散甲,界限不清,事权不一,恐无以收自治之效果”。为此,专门编纂《建昌县舆地图》2卷,“分境画区,实事求是,按图立说,经界详明”。根据建昌县原有86乡,划成86区,“组织成一完全无缺之地方自治”。

  杨文娟认为,以1909年1月《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为界,清末的地方自治大概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自行试办阶段,地方自治的推动者主要是地方士绅,地方自治实行的地区也比较零散;后一阶段,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这标志着清末地方自治进入官治阶段。从此,各地方的自治运动开始全面展开。

  建昌县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之前就通过编纂乡土志完成分区。《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全国各地也进行分区,但不是通过修志的方式完成的。从这一点看,建昌县是较为特殊的。这种情况在个别县也存在。

  《进贤县乡土志》为吴杰伦私人所编纂,在编纂时并没有为实行地方自治服务的目的,但由于其每都附有图,到该县实行分区时,还是被“强索稿本”。这也说明分区是实行地方自治基础,实行地方自治首先要分区。《建昌县乡土志》专编《建昌县舆地图》2卷,是进行有目的地分区,为该县实行地方自治作准备。

  《建昌县乡土志》为实行地方自治出谋划策,可分为“破”和“立”两方面。“破”的方面有建议禁和赌博,“立”的方面则主张开民智,兴学校、设警局、工艺院等。如在记述西乡北路新社区时说:“近日土客离处,烟赌日盛,新政所在,急宜禁戒也。”在讲到小南乡马口区怎么样发展时说:“他区而市上设立警察局,更加如何推广巡政,以裕地方自治基础也。”即建议小南乡第八马口区也应设立警察局,认为这是开展地方自治的基础。在评论西乡北路老社区时言:“是区背郑峰,拱阳岭,水绕山环,一奇观也。······倘能联络数区,以袍桐区为中心点,立警察,兴蒙学于是区,有厚望焉。”

  统观《建昌县乡土志》,尤其是《建昌县舆地图》2卷,类似这种对于实行自治,怎么样发展地方的言论随处可见。编纂者有意识地对实行地方自治建言献策,也使得该志带有浓厚的地方自治色彩。

  关于编纂《建昌县乡土志》的初衷,其主修者建昌县知县谭鸿基在《建昌乡土志分区弁言》中说:

  丙午(1906年—笔者注)秋,余奉徽来治县事。甫下车即奉大府严催。未几,邑绅吴君士仁、杨君公望复以修志、分区两要务,先后条陈。诚以志修则可备本色,蒙小学堂之课本而启发童蒙爱乡之知识;区分则选立区长,而区内学堂、警察、清赋、禁烟诸要务均可由区长次第施行······兹何幸,值此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克立此自治之根基。

  谭鸿基一到任就催促编纂乡土志,邑绅吴士仁和杨公望建言修志和分区,他认为修志既可作为“小学堂之课本而启发童蒙爱乡之知识”,亦可作为分区的依据,“区分则选立区长,而区内学堂、警察、清赋、禁烟诸要务均可由区长次第施行”,此二者皆为“自治之根基”。那么,修志和分区是如何去联系起来的呢?参编者蔡挥桐在该志的《建昌县乡土志合邑总图说》中对修志与分区、分区与地方自治的关系作充分阐释。

  今奉新命辑乡土志,以尘于编制馆。殆新政之机杼也,法章颁于上,条例分于下,不崇守旧之规,大启维新之象,命之曰乡土志者。······方今大廷日图富强,考察各国政治以立宪为急务,使地方有自治之权,凡民有自新之德,兴利除弊,因时制宜,无少长贤否皆有个人当尽之义务,虽风气未遍开,民智未遍通,相其地而利导之,合其群以鼓舞之。分区立法求治于乡,乡治则邑治,邑治则国不难治,方针在乎是矣。······是故乡土志之宗旨,首在分区,分区之意在自治,自治之法在教育普及。

  实行,地方要有自治之权,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分区。所以“乡土志之宗旨,首在分区,分区之意在自治”,这充分地诠释乡土志的编纂与施行地方自治的关系。正如参编者吴让谨所言:“邑侯谭公为我地方分区,其希愿在我地方自治。”即通过修志进行分区,通过分区实行地方自治,这样修志和地方自治就联系起来了。

  和同时期其他乡土志一样,《建昌县乡土志》是清末学制改革,推行乡土教育的产物。但是《建昌县乡土志》又有自身独特之处——与地方自治紧密结合。所以,还有促成其产生的其他因素,最重要的是主修者,时任建昌县知县谭鸿基,参编者——建昌县的乡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谭鸿基热心于编纂乡土志,他在《建昌乡土志分区弁言》中说:“近年以来,朝廷变法图强,百务更新,乡土志之修迭经宪饬,官绅互诿,提倡无人,搁置不办,无足怪也。丙午秋,余奉橄来治县事,甫下车即奉大府严催。”参编者吴士仁亦言:“邑侯黔南谭公以名孝廉来宰建邑,甫下车即有事于编辑志书。”

  谭鸿基积极做出响应清廷编纂乡土志的号召,一到任就网罗乡绅编纂,使得《建昌县乡土志》体例完整、印刷精美、流传较广,是当时江西省唯一上报到省里的一部乡土志。

  其次,谭鸿基热心于分区与实行地方自治。“岁丙午,谭父师下车伊始,将有事于地方自治”,“谆谆划分区域首先”。谭鸿基充分认识到要实行自治,首先要划分区域。他有意识地将编纂乡土志与划分区域结合起来,为实行地方自治作准备。如参编者蔡挥桐所说:邑侯谭公以实心行,车甫下即殷勤于编辑,责其事于桐。桐自惭昏耄,幸有诸君子区其不逮,各抒所长,分境画区,实事求是,按图立说,经界详明。今其功告竣,将贡诸史馆,上副朝廷采俗之旨,下备文明进化之基。”在清朝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前,建昌县就已完成划分区域,为实行地方自治作准备,说明谭鸿基和建昌县的士绅具有超前的政治意识,也反映他们实行地方自治的强烈态度。

  最后,《建昌县乡土志》的编纂与谭鸿基自身的思想和观念有很大关系。谭鸿基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到任前已经将儿子送到日本留学,并由书信往来得知日本开展乡土教育的情况。

  丙午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编辑之课本虽殊,教育之原理则一。参合古今,权宜中外,然后知学部札催修乡土志以备编蒙学课本,其用意至为深远。

  谭鸿基对西方国家和世界发展形势也有一定了解,对所处时代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和准确的把握,且重视教育,他说:“夫士生今日,识力不可不宏矣。同栖息于地球,欧美文化何以独隆?同建国于东亚,日本学堂何以独盛?探源而论,不能不归功于教育之完备,且不能不归功于课本之精良。”

  从上述言论来看,与同时期大多基层官员相比,谭鸿基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思想进步,他力图在清廷实行的时代背景下,在建昌县任上有所作为,曾说:“不佞捧檄来握县篆,急思改良教育,以一切新文明灌入修江。”参编者邢希臧亦言:“邑侯谭公甫下车热心新政,为我僻壤启文明。”所以,《建昌县乡土志》的产生及其特色,与谭鸿基本人有很大关系。

  《建昌县乡土志》成书及其特色也与参与编纂的乡绅也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仅热心参与,而且亲力亲为。参编者黄公望曾言:“自受命而往,旦暮奔驰,风头如刀,方进我车,烈烈炎炎,曾不少憩。”参与《建昌县乡土志》编纂的乡绅眼界开阔,对西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等都有一定了解。如在探讨分区做不到整齐划一,百姓担心负担不均时,《建昌县乡土志》列举日本实行的市町村法,说明“区无大小,但斟酌夫人情,揆度夫地势,大而数千户为区,小而数百户亦为区,其有患贫寡者自不得与富庶之区同担法律上之义务。”在建言发展机械农业时,引用梁启超编的《西政丛书》种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分类:“一为手执之器,一为牲口运动之器,一为汽机运动之器。”还有“欧洲之哥比伦(哥伦布——笔者注)开辟新大陆” “意大利之斜塔”“埃及之古碑”“优胜劣败”“竞争自存”等语。以上内容说明参与《建昌县乡土志》编纂的乡绅走在时代的前列,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扭转这种局面,而通过编纂乡土志完成分区,进而实行地方自治,正是他们这种心愿的表达,这也是《建昌县乡土志》成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清末实行新政,朝廷号召编纂乡土志的时代背景下,主修者与参编者的志同道合,成就了《建昌县乡土志》。

  由于主修者时任建昌县知县谭鸿基的重视,《建昌县乡土志》不仅体例完整,内容丰富,而且印刷精美,图文清晰。晚清处于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整个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刻变化,《建昌县乡土志》恰好详细记录这一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建昌县乡土志》将分区与推行地方自治作为编纂的最大的目的之一,使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深层次地融合,带有强烈的施政意图,拓展了传统志书的功能,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

  《建昌县乡土志》内容很丰富,图文印刷清晰,尤其是地图数量可观,具备极高的文献价值。

  一是内容丰富。晚清乡土志“类目和篇幅的少与小,决定了它的资料性是有限的”。但《建昌县乡土志》不同,有12卷,包括疆域、沿革、山川、古迹、建置、职官、人物、政要、学制、宗教、物产和实业等方面,体量庞大,内容丰富,详细记录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这在晚清乡土志是较少见的。如“实业志”列了《市场贸易表》《输入一览表》和《输出一览表》,详细记录晚清时期建昌县的市场贸易和商品流通情况,包括商品种类、货源地、销售地、上市时间和数量等,这对研究晚清基层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很有价值的。再如“疆域志”记载客民”在建昌县各乡的地理分布及其来源,《建昌县舆地图》中的各区图还明确标注“客民”的居住地,难能可贵的是建昌县官绅对“客民”持有较为开放的包容态度,认为“按物竞天择,种良则留,吾祖宗迁居于此,在今虽为土著,在昔仍为客籍,故保种者惟汲汲谋生聚教诲,不能阻异族之不入境也”。这对研究客家史,了解土客关系是很有帮助的。总之,《建昌县乡土志》的内容远较同时期的乡土志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是所绘地图数量大,价值高。《建昌县乡土志》图文并茂,所附《建昌县舆地志》2卷有《建昌县区域全图》《建昌县水道驿程电杆铁轨总图》《县治区图》《建昌学宫县署图》,以及北乡、小南乡、大南乡、东乡、西乡总图各1张,以及各乡分区图。《建昌县乡土志》之《例言》曰:

  地非图不彰,图非说不显。建昌分八十六区,一区绘一图,以外有总图、县治图、山水各一图,各附一说,务使八十六区之建昌,发现于地球之一至小部分上,是为此书之特色。

  《建昌县乡土志》地图不同于一般志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多,总计92张,在旧地方志实属罕见。二是较为规范,有图标,方向标和比例尺,已具备现代地图的基本要素。三是内容丰富,每张图有说明文字,介绍当地的位置、山川、名人、古迹、交通、商业、习俗等,拓展和丰富了图的信息含量。总之,《建昌县乡土志》的地图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三是印刷精美,图文清晰。晚清时期所编纂的乡土志多为抄稿本,刊刻者不多,且普遍存在纸质粗糙,字迹不清,难以辨认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地方官员不够重视或无暇顾及,编纂经费有限所致。《建昌县乡土志》则不同,在时任知县谭鸿基的主持下,组织了22人的编纂队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在一年时间内编纂完成。由于地方官员重视,编纂经费也有保障,该志在编纂完成后即刊刻印刷,图文清晰,流传较广,是当时江西省唯一一部上报到省里的乡土志。

  《建昌县乡土志》还反映晚清乡土志编纂目的的多元化,反映基层官绅与中央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所处时代的认知与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反映志书编纂与地方自治的相辅相成,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是反映晚清乡土志编纂目的的多元化。乡土志编纂是晚清学制改革,推行乡土教育的产物,但是通过《建昌县乡土志》,我们得知开展乡土教育并非编纂乡土志的唯一目的,实行地方自治也是最大的目的之一,如参编者蔡挥桐所言:“乡土志之宗旨,首在分区,分区之意在自治。”这说明分区与推行地方自治也是晚清编纂乡土志的最大的目的之一。

  二是反映晚清基层官绅与中央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所处时代的认知与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建昌县乡土志》记载基层官绅对清末新政实行地方自治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拥抱,从中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对西方体制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对清末的“预备立宪”抱有强烈的幻想。《建昌县乡土志》还体现在列强入侵,清廷衰败,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基层官绅力图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振兴国家与民族的担当精神。

  三是反映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的深层次地融合。志书有三大功能:存史、育人、资政。但是《建昌县乡土志》已经突破这个范围,带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其编纂本身就是推行地方自治政策的一部分,即通过编纂志书,完成分区,进而实行地方自治。《建昌县乡土志》既表达政治诉求,又有具体的实行政策,带有强烈的资政目的。这种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深层次地融合的现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简言之,《建昌县乡土志》对了解和研究晚清乡土志编纂目的的多元化,基层官绅与中央的互动及其对所处时代的认知与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以及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深层次地融合等方面都有一定帮助。

  《建昌县乡土志》的编纂有着非常强的时代性。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清末学制改革,推行乡土教育的产物;在学制改革的同时,清廷也在推行地方自治,可以说《建昌县乡土志》是晚清实行学制改革和地方自治的共同产物。晚清时期我国编纂的乡土志有400多种,但是像《建昌县乡土志》这样将分区融入其中的却不多见,这与该志的编纂者有较大关系。《建昌县乡土志》详细记载近代中国转型期基层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且地图数量多,印刷精美,流传较广,该志反映晚清乡土志编纂目的的多元化,反映清末新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反映晚清地方官绅对所处时代的认知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反映志书编纂与地方政治的深层次地融合,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价值。

  最后对《建昌县乡土志》的整理出版作一点说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方志”数据库收录该志,但缺《建昌县舆地图》2卷。《江西旅游文献》(乡土卷)收录该志,并点校,但错误较多,图的清晰度也不够。《江西省图书馆藏乡土志辑存》收录的版本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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